【背景鏈接】
10月14日據(jù)報道,河北小伙辦護照,返鄉(xiāng)六次;江蘇小伙辦營業(yè)執(zhí)照,往返十次。近日,“辦證難”成為社會熱點,也引發(fā)網友共鳴。地產大亨潘石屹在微博中披露,自己小時候為轉戶口曾跑了11趟公安局最后也沒辦成;廣州市民描述辦準生證流程:13個公章、16道手續(xù)、19個工作日,“這還不包括審批的時間,不是每次去都能辦理成”。如此折騰人的事幾乎每個人都感同身受。
【標準表述】
[綜合分析]
事實上,政府機關“門難進、臉難看、事難辦”,已是個老問題,這么多年來,為治理該問題,各地整治辦法層出不窮,政風行風評議開展了一輪又一輪,但總體而言,政府機關辦事難依然未得到根治,許多人視去政府辦事為畏途。
[原因]
從主觀上說,這是一些公職人員官僚主義膨脹、服務意識淡薄使然。一些人機關里坐久了,官氣也出來了,弄不清自己的公仆身份和職責,甚至“反仆為主”,手里但凡有點權力,就頤指氣使、開關設卡,耍起了官老爺做派,使出了“推脫手”,打出了“太極拳”,讓人們無可奈何。從客觀上說,這是違法作為、胡亂裁量的結果。一個證照,怎么辦、辦多久,需要多少手續(xù),既有法律制度上相對規(guī)定清晰的部分,也有操作上比較模糊、自由裁量空間大的部分。
[深層分析]
一方面,“辦證難”背后折射的是權力傲慢。有群眾將“辦證難”比作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西天取經,其中流露出的是無奈、委屈甚至痛恨,背后透射出的則是權力的傲慢與冷漠。人們感受最直接的就是一些辦理人員不主動、不負責、不作為的作風,“打官腔、甩冷臉、踢皮球”的態(tài)度。尤其是在一些基層部門和邊遠地區(qū),因為信息不對稱,群眾對辦事流程不熟悉,投訴和監(jiān)督機制不健全,于是公權力異化為私權就有了市場。一些人拿著雞毛當令箭,隨意解讀政策法規(guī),一些明明符合條件的事情硬是要“雞蛋里挑骨頭”為難群眾,偏不讓順利辦理;對于所需要的材料,也不一次性告知。就算事情辦成了,也要讓辦證者知道“你這個事情很難辦,是我照顧你才辦成的”,其目的不言自明。難怪群眾會感覺“廟小妖風大,池淺王八多”。
另一方面,“辦證難”的背后往往存在制度設計不合理的問題。部分證件的辦理,各地政策不統(tǒng)一,材料要求、手續(xù)流程五花八門;一些陳舊的規(guī)章制度依然存在,未能跟上社會發(fā)展的步伐。這些都給辦證人設置了一個又一個“行政梗阻”。比如,二代身份證已經實現(xiàn)智能化,為什么很多事不能憑身份證辦理,卻還要戶口簿、無犯罪記錄證明等材料。為什么公安信息都聯(lián)網了,卻不能就近派出所辦理而要回原籍地辦理。
[啟示]
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職能科學、結構優(yōu)化、廉潔高效、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。只有與時俱進,加強制度創(chuàng)新,改革不適應時代發(fā)展的僵化機制、陳舊做法,才能盡可能滿足公眾需求、提升服務質量。諸如,取消、下放、整合和轉變管理方式,壓縮辦理環(huán)節(jié)和辦理期限;規(guī)范服務運行機制,將各部門分散的審批集中到審批處室,減少內循環(huán);運用信息化手段,推行網上審批,提升服務和管理水平;提高部門聯(lián)動和上下級聯(lián)動效率,需要不同部門和上下級審批的,實現(xiàn)自動傳遞和送達。
孟子曾說:“為長者折枝,語人曰‘我不能’,是不為也,非不能也。”對于部分權力機關來說,有些群眾的“辦證難”問題不是做不到,而是不去做。實踐證明,只要真情對待百姓,主動服務百姓,終能用自己的“辛苦指數(shù)”換得群眾的“幸福指數(shù)”。20多年前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便大力倡導“馬上就辦,辦就辦好”,提高了辦事效能,也催生出了行政服務的“福州速度”。
[措施]
對此,我們建議:
將共識制度化,讓常識成為制度共識。具體說:一是,簡化權力審批。很多時候找麻煩不僅是因為辦事人員素質較差,還因為制度設計脫離實際,亦或者是權力對權利的附加要求太多,如果權力不主動放權,不簡化審批,則權利實現(xiàn)的過程就沒有那么簡單;二是,必須給那些被找麻煩的群眾,足夠的維權渠道和話語權;三是,必須對給群眾找麻煩者作出明確處罰,以保證“給群眾找麻煩,等于自找麻煩”。
對于民眾而言,遇到類似機關辦事受刁難的問題,不該忍氣吞聲,而應敢于維權??梢钥吹剑词鼓壳熬S權渠道不暢,但也不是沒有機會。像央視提到的豐縣小狄,不就是因為向縣里有關部門寫信,使得辦照的事情出現(xiàn)轉機嗎?無論是打12345政府熱線,還是向上級部門投訴,還是通過網絡、媒體曝光,都是可嘗試的方式。不做沉默的大多數(shù),而做有尊嚴的公民,一起向機關辦事難說不,才能給決策部門以觸動,推動問題的解決。從這意義上說,改變的力量,其實也在你我的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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