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母親和姐姐、姐夫都是教師，加上祖父原本是教私塾的，尚可算是教師世家，但是每到教師節(jié)我總是別樣的心情，我想，這和母親一生的境遇有很大的關系。

母親1930年出生于遼寧省莊河縣，在家行小，上面兩個哥哥兩個姐姐。3歲時外公去世，外婆雖是個裹小腳的，但是一個寡婦家含辛茹苦的拉扯著5個孩子，卻也并不封建。外公去世時家中境況還算殷實，外婆不顧族中非議，兩個舅舅都供到大學，兩個姨媽全部供到初中。母親因為是最小的，所以一直供到高中畢業(yè)。不知是外婆的高瞻遠矚還是上蒼眷顧，這樣一路供下來，到1948年東北全境解放鬧土改時母親高中正好畢業(yè)，外婆家的成分也成了下中農(nóng)，那年母親18歲。

18歲高中畢業(yè)的母親因東三省那個年代特殊的教育體系而顯得頗有才學：小學時趕上“滿洲國”，在家說中國話可是在學校里日語算是“國語”，不得不學；德語、意大利語因屬于日本的盟國所以作為“外語”必選其一，母親選的是德語，不知是外婆的先見之明還是啥的，反正由于外婆的叮囑，離開母校后同事們誰也不知道母親竟然還熟練掌握著日語、德語，甚至還會說俄語、朝鮮語（俄語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青年的時髦語言，約等于現(xiàn)在的美式英語；莊河縣屬丹東，隔鴨綠江與朝鮮相望，有不少的鮮族）。否則文革會更加倒霉。

1948年的東北百廢待興干部奇缺，母親高中畢業(yè)后便留校任教，轉年擔任教導主任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各級政府機構重新整合，雖然有著高中的學歷，但是因為還有下中農(nóng)的成分，母親政審絲毫沒有遇到障礙，整合后便赴任縣中心學校校長，那年母親20歲。

嶄新的國家、嶄新的事業(yè)，20歲的母親意氣風發(fā)，和那個年代所有的年輕人一樣，在做好學校正常教學管理的同時，抗美援朝（丹東地處最前沿）、“三反五反”、“反右”、“大鳴大放大辯論”、“大躍進”、“四清”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宏偉大業(yè)中去，雪片似的入黨申請書母親也記不得寫過多少次了，來一次運動就是黨組織的一次考驗。就在1955年，母親與時任駐當?shù)乜哲娔硻C場衛(wèi)生隊長的父親戀愛結婚，父親在世時津津樂道的就是1955年，那年他雙喜臨門，另一喜就是初次授銜時父親被授予空軍上尉軍銜。

1963年至1966年的“四清”運動席卷神州大地，母親作為縣里一個工作組的組長當然義無返顧，然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文革時母親被當作“劉鄧路線”打倒了。好在外婆家在方圓幾十里地都有著相當好的人緣，母親也就是陪斗，并沒有吃多少苦頭，然后就被下放回家，當然工資也就沒有了。當時父親被空四軍借調在越南援越抗美，由于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還要保密，一南一北兩地隔絕。

沒有了工資也就沒有了菜金，自留地也被當作“資本主義尾巴”割掉了，兩個舅舅兩個姨媽都在外地，兩個舅舅由于解放前的大學學歷在文革中正自顧不暇，兩個姨媽的零星匯款也是杯水車薪，父親在外“執(zhí)行任務”不知死活，家里上有老母下有三個孩子，母親只好偷偷的在野外開荒種菜。1983年母親去世時大哥描述的一個場景至今還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：夜半時分，母親背著我一手提馬燈引路一手領著姐姐，大哥扛著鋤頭鐵锨，深一腳淺一腳，躲閃著巡邏的民兵向著村外“我們的”菜地走去……

1968年7月，父親援越抗美回國了！

剛剛回國的父親顧不得春城昆明良好的休整環(huán)境，顧不得洗去戰(zhàn)爭的硝煙，立即到后勤軍需部門領齊他儲存的所有的國外補貼——滿滿三大旅行袋的煉乳、罐頭、雞蛋粉，在那個全國“大串聯(lián)”正是如火如荼的年月，由昆明輾轉武漢倒車，再從武漢到北京中轉，由北京到沈陽，從沈陽到丹東換乘長途汽車，縣城下車步行了幾十里地！父親終于回家了！

剛剛從戰(zhàn)爭中走出來的父親得知家庭狀況后雷霆震怒，立即找到他的老部隊空軍某機場，部隊答復“上級命令部隊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”，因此對母親的境遇無能為力；父親找到當時的縣委，可是縣委已經(jīng)被砸爛無人敢管；父親找到學校的當權派質問，又被母親“劉鄧路線”的一大堆帽子壓的張口結舌，不知所云。

無奈之下，從1948年就開始自己職業(yè)生涯的母親只好接受了她最最不愿意接受的現(xiàn)實：當一名隨軍家屬，并發(fā)誓從此不再涉足教育行業(yè)！這樣，1968年的10月，把外婆送到沈陽大舅家，我們全家5口人到達了父親的新部隊（由于母親堅持的緣故，父親接受了新部隊空四軍的挽留）駐地——上海。

隨軍家屬的生活與教育行業(yè)是“渾不搭界”，其間發(fā)生的一些由于對學生的教育方面的問題曾經(jīng)與我的老師相互切磋長達數(shù)年的事情與本篇主題似無關聯(lián)，容我另篇敘述。如果說這段隨軍家屬的生活與職業(yè)婦女有關，也只能說由于母親的文化知識，成為了當時部隊家屬制藥廠的藥劑化驗員；再進一步和教育行業(yè)有關的話，1974年左右全國搞過一陣“向陽院（無產(chǎn)階級同資產(chǎn)階級爭奪少年兒童的陣地）”，母親被部隊政治部門指定為部隊大院“向陽院”輔導員，小小的展現(xiàn)了一下教育方面的技巧（其實也就是管理孩子，根本談不上、也不敢談什么教育），不過沒有了我們的“雞飛狗跳”，那一段時間里部隊大院確實清凈了許多。

1978年父親轉業(yè)，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我們回到了祖籍河北（父親說他南北轉戰(zhàn)半輩子，老骨頭一定要入祖墳）。此時已經(jīng)48歲、離開教育行業(yè)已經(jīng)整整12年的母親在《人民日報》上仿佛又看到了新的希望：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了！當時母親熱淚盈眶，一遍一遍的大聲讀著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：“要多出人才,快出人才,出好人才”。這個細節(jié)一直震撼著我，因為那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！

母親激動了，她徹夜不眠，一頁一頁的奮筆疾書，手持厚厚的手寫材料跑當?shù)亟逃?，跑當時的“市革委”，落實政策只有一個要求：我要教課！

當時全國都在抓教育，全國的教育行業(yè)都缺人才，當?shù)亟逃挚戳四赣H的簡歷和材料，馬上組織專人“外調”到了母親的家鄉(xiāng)，母親家鄉(xiāng)的教育部門聽說母親愿意重新執(zhí)教，當即便發(fā)來一封公函：如果母親愿意回去執(zhí)教，“家屬子女的就業(yè)上學問題一切從優(yōu)解決”。當?shù)亟逃忠豢从腥送負?，立即按待遇為母親落實了政策，并抱著試一試的心態(tài)把母親安排在一所剛剛由企業(yè)子弟小學轉為市立小學的學校當業(yè)務副校長，主管教學。

闊別學校12年的母親當然不會計較這些，不但抓起了學校的全盤教學，而且自己擔任了一個畢業(yè)班的班主任。那時的我晚飯前經(jīng)常被父親派出去執(zhí)行母親是否到家的“偵察任務”，以便在母親進家門前擺好飯菜，而且常常因為“謊報軍情”被父親責罵：因為我明明看見母親與學校老師邊說邊走到我家樓下了，半小時幾十分鐘也不見母親上來。我只好又執(zhí)行父親的“第二套方案”：下樓很禮貌的請那位老師阿姨上來邊吃邊談工作，此計屢屢奏效，那位老師阿姨一定大拍額頭，“糟了，我那一家子”，然后匆匆而去。我與父親看著母親無奈的眼神，每每露出“勝利的微笑”。然而當母親家訪快半夜回來匆匆扒兩口飯就馬上批改作業(yè)進行備課的時候，我們父子交換的只有苦笑了。

一個學年下來，母親的教學能力顯露效果：她那一個班級考上重點初中的人數(shù)比往屆該校一個年級的人數(shù)還多。市教育局隨后就找母親談，想讓母親擔任一個市重點小學的校長，誰知母親堅決不干，調動可以，正校長堅決不干，還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，否則寧肯不調。下班回來說起此事，我和父親都感到詫異，問母親原因，回答令我們啼笑皆非：我干正校長，再來個運動我還是首當其沖，還要被打倒；我主管教學業(yè)務，不管誰當權，也要抓教育，我還能干我的本行。

由于母親的堅持，教育局選了一位臨將退休的老校長為正職，母親實際主管全盤工作。重返教育戰(zhàn)線的母親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，又一篇沉甸甸的入黨申請書交了上去，上面寫著：間斷了十四年的申請……我知道我不夠一個黨員的標準……但是我珍惜十四年后我能夠重新獲得申請入黨的資格，因為這是黨給我的……

1981年暑假，我家一喜一憂：喜是母親終于在她51歲的時候成為預備黨員了！32年的愿望終于得以實現(xiàn)！而這憂：母親在體檢中查出患了乳腺癌！

父親怕母親經(jīng)受不住便隱瞞了惡性的消息，只是催促母親進行手術，母親不知就里，很坦白的告訴父親：我剛剛成為預備黨員就動手術休病假，同志們怎么看我？既然是良性的，等我轉正以后做！父親無奈，知道母親的脾氣又不能說出真相，只好在這一年的時間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預防病情惡化。

1982年暑假前母親剛剛黨員轉正，父親馬上催促母親住院，母親這次很聽話，利用暑假做了病灶切除手術，然后就是理療、化療……

1982年暑假開學后，母親感覺身體尚可，便堅持要開始上班，父母多次談判，最后達成了一個父親臨去世也不能原諒自己的折中意見：半天上班、半天休息。結果上班不到半個月就暈倒在辦公室被抬回家中，然后一直臥床。

1983年除夕夜（另文敘述）……

1983年2月26日（陰歷正月十四）18時40分，母親在市醫(yī)院急救室闔然長逝。

母親去世時年僅五十三歲！

謹以此文獻給教育戰(zhàn)線的老中青三代教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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